《永乐大典》的前世今生

文/周伯通

朱元璋提议要做一本百科全书，和秦始皇想法差不多，部分为正统的经史子集，主要还是以农工为主。这个设想真正开始做的时候，是朱棣时候动工的。到了嘉靖年间，因藏书阁失火，虽未造成《永乐大典》毁损，以防万一，嘉靖帝又让人手抄了一本副本。

但嘉靖死了之后，正本凭空消失，副本也零零散散地丢失，有被偷卖的，有被抢的，现在全世界公开出来的《永乐大典》有400册左右，分别收藏在8个国家的30多个收藏机构，拍卖和归还给中国的有224册，但目前归还的以及海外留存的200册，以文科类为主。

而明朝记载，《永乐大典》除了经史子集外，要大量收录天文、地志、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之言，除了官方的以往辑录，还要广泛收集民间能工巧匠的做法，让他们的技术能留给后世。

那这套丛书哪里去了呢？得先想一下收藏于翰林院时，它的直接负责人是谁呢？那就是徐光启，现在百科上是这样介绍徐光启的，万历进士，入天主教，教名保禄。较早师从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，是中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。

（徐光启，影视剧照）

我在这里有一点存疑，他学欧洲什么技术？他睁眼看世界，还是睁眼瞎？徐光启死于1633年，欧洲的宗教战争还没结束呢！为了争论日心说或地心说，有人被烧死，有人被监禁，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呢，到了明朝将亡之前，欧洲仍然处在简单的捕猎渔捞时代，没有文字，没有科学，更没有艺术。

这里要提到徐光启的师傅利玛窦，他是西方传教士，在北京28年，死于1610年。百科上说他是西方高科技理工人才，教徐光启等人几何、数学等，他还与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共同翻译了《同文算指》、《测量法义》、《圜容较义》等，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方向。

然而他个人单独写了哪些书呢？是《天主教要》、《主的祈祷》、《圣母赞歌》，全都是写神神叨叨的东西，明朝皇帝算是客气了，后来有个传教士，叫汤若望的，从明万历活到清朝，整天要推动什么呢，要以耶教代替孔教，科举考试考《圣经》，康熙帝一气，判他凌迟处死。

这些人和理工科发展没有关系，整天扯历法、算术是他们搞的，这玩意我们商周时代就有了，如果利玛窦、汤若望、南怀仁们真的在搞科学，至少有科学的诞生物吧？比如造了什么仪器或设备，但从历史记载来看，什么都没有。

再说回利玛窦，他在中国遇到了关键的一个人，那就是犹太人，利玛窦到处发展士大夫入教，就和现在基督教在农村拉人入会一样，都不干正事的，一位名叫“艾田”的开封人，读了利玛窦的书后非常兴奋，认为利玛窦是自己失散数百年的宗教同胞，专程跑到北京来与之会面。

利玛窦发现艾田对《圣经》非常熟悉，认定对方是基督徒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艾田此前从没接触过传教士，在读利玛窦书籍前老早就是教徒了。直到两人对宗教的讨论越来越深入，利玛窦方才恍然大悟，发现艾田只对旧约《圣经》熟悉，原来是犹太教徒。

基督徒就是整天贩卖上帝的歪理邪说的，但犹太人不一样，他们要聪明的多，所谓的教义都是幌子，他们自己都不信的。就像现在美国的科学，都是犹太人和华人过去给搞起来的，真正的白皮土著除了暴力杀人，抢劫，脑智商是不够的。犹太人艾田得知利玛窦能接触到《永乐大典》，就打起了小算盘，在犹太人面前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。

利玛窦要搞到《永乐大典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毕竟徐光启是他的教徒嘛，徐光启的能力要比利玛窦强的多，农学著作、军事学著作、数学著作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，西方人给利玛窦贴金，说是徐光启跟着利玛窦学的，简直一派胡言。

但徐光启入了基督教之后，脑子已被利玛窦洗的干干净净，这个时候，人只要价值观不对了，就属于知识越多越反动了。在嘉靖皇帝死的时候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丢失。但是副本是在的，只不过明朝人只对书里面的搞种植感兴趣，在里面还能发展出什么新东西，毫无兴趣。

但是犹太人得到了之后，就不一样了，回到了欧洲，欧洲贵族说：“我对里面种水稻、种小麦，养蚕织布不感兴趣，能不能从《火药篇》研究下，搞出武器来杀人！” 欧洲的科技发展全是靠战争带来的，这一点，现在的欧美人是承认的，副产物才是顺便推动了民用科技。

犹太人当帝王不行，但是当“师爷”那是祖传技艺，而且他们的智慧你确实不得不佩服，尽管他们的智慧从来没用在正道上，但你得承认他们聪明。于是他们在《永乐大典》中发现了科技亮点。

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，他们都承认，现代武器和犹太科学家贡献分不开，在武器技术上，美国的产品和德国的非常像，为什么呢？哪个国家接收了大批纳粹科学家？答案是美国。德国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科技，背后的科学家基本都是犹太人，而且接受犹太人最多的就是美国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多装备和纳粹的相似了。

自从犹太人在《永乐大典》中点亮了科技树，大量的杀人武器开始闪亮登场，经过不断地改良，这些被当年明朝打的落花流水的海上强盗，终于拿着大杀器，在清末的时候，集体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，全球战争开启了。

但是犹太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成了“商鞅”，最终作茧自缚，引火烧身，欧洲军火实力强了之后，却开始屠犹，这下子让美国捡到了一个大便宜，打开大门，让犹太财阀和科学家们都进来了，这是美国幸福的开始，同时也是灾难的开始。

有人质疑，你写了这么多，却没有引用任何西方史证据，属于臆想。我从来不看西方史，因为西方人想要什么样的历史，挖一块泥板就可以了，如果还不够，他们就会挖两块泥板。

我的考证均来自于中国书籍的记载

《永乐大典》：曲折回归路

本刊记者/倪伟

发于2021.6.21总第1000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《永乐大典》汇集了明初存世的七八千册书籍，对学者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古籍宝藏，研究价值无与伦比。仅仅在现存的4％里，已经打捞出大量古籍的“孤本”，至少600多种已经失传的书重新被认识。

为了发挥大典的研究价值，曾经的皇帝私藏，以收集整理、影印出版的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，历时近一个世纪。目前国图正在研发《永乐大典》数据库，让大典上线。

回归之路

2014年，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馆藏图书中发现的《永乐大典》。图/中新

“封面改装过了，但用的也是黄色硬皮，外观接近，内容都是对的。各种特征与真本一模一样，我看了非常激动。”刘波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这册大典是一位旅华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于1968年捐赠的，但馆内无人认识中文，一直尘封在仓库里，直到聘请华人馆员杨立维后，才发现了这册大典。

陈红彦说，《永乐大典》的鉴定并不太难，因为每一本都是唯一的，有卷目编号，检索目录就可以知道。大典的装帧也有严格标准，使用特制的纸张，这些特征都比较容易判断。这几年曾有人拿着“大典”希望捐赠给国图，开本大小都不对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原件。

2007年11月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，专家组赴各地督导并核查古籍善本，陈红彦当时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。那年在上海核查时，遇到加拿大籍华人袁葰文将手中藏的一册大典带回了国内。国图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进行了4次鉴定，认定是真本。

“每发现一册都是激动人心的事，像是天意，刚启动古籍普查就有了这么大的惊喜。”陈红彦回忆。此册为“模”字韵“湖”字册，一册三卷（卷 2272～2274），与国图原藏的两本“湖”字册（卷2270～2271、卷2275～2276）恰好前后相连。这一册2013年10月正式入藏国图，是目前入藏国图最晚的一册。

1983年发现的一册颇具戏剧性。当年，山东掖县农民孙洪基在县文化馆墙上的挂历里看到《永乐大典》书影，发现与堂弟孙洪林家的古书很像，便写信向北京图书馆汇报。这一册“天头地脚”（书页上下空白部分）已被裁去，用来夹鞋样。农家妇女虽不识字，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传统，使文字内容得以完整地保存，之后被国图收藏并修复。

曾持续调查、整理《永乐大典》20多年的古籍专家张忱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大典的出现“可遇不可求”。

1974年，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张忱石接到一项特殊任务：整理近些年新发现的《永乐大典》零册，并影印出版。60年代，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等人曾将当时存世的730卷《永乐大典》影印出版，之后又有新的零册现世。

那时中外交往很少，要与国外收藏机构和个人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。想看到和影印国外收藏的大典，困难重重。

有一年，张忱石听说日本有一册出现，具体信息一无所知，托多位访日的朋友查询，也没有结果。几年后，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去日本访问，执着的张忱石又请他帮忙打听。这卷大典刚好影印出版，章培恒订购一本带了回来，时隔多年，张忱石终于见到这册大典。

1986年，张忱石多方搜集整理的新零册影印出版，他花了12年，为影印版大典增加了67卷。

命途多舛

大典一直深藏在紫禁城，真正翻阅过的皇帝只有弘治和嘉靖两位。嘉靖帝确实十分喜爱大典，经常放一两本在案头翻阅。因为担心被大火焚毁，他甚至下令重抄一部，这次重录历时6年，完成时他已经驾崩三个月。后来就有传言，永乐年间的正本被带入了明永陵为他陪葬，因为自从副本重录后，正本就不知所踪了，如今传世的大典全都是嘉靖副本。除了“随葬说”，正本的下落还有多种传言，比如在万历年间紫禁城大火中焚毁，在李自成纵火皇宫时焚毁，以及藏在“皇家档案库”皇史宬厚达6米的夹墙中等等。目前，被李自成焚毁的猜想为主流意见。

嘉靖副本也是命途多舛。副本在清雍正年间被贮藏在翰林院敬一亭，从那时起，大臣们陆续借阅大典辑录佚书，大典也陆续遭窃遗失。50年后，乾隆朝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清查，已缺失一千多册；嘉庆、道光年间利用大典修《全唐文》和《大清一统志》时，又被官员大量盗窃；咸丰十年（1860）英法联军侵占北京，大典丢失不计其数，光绪元年（1875）已不足 5000 册。

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翰林院成为战场，剩余的大典绝大部分被焚毁，有人在废墟堆里就捡到了几十册。不识货的侵略者用大典代替砖块，构筑工事，甚至做成马槽。略懂古籍价值的则趁机劫掠，与翰林院比邻的英国使馆得近水楼台之便，所得最多。

英法军官劫掠的《永乐大典》，成为大典流散国外的主要去向。

通过政府划拨、海外送还、藏家捐赠、购买等方式，国家图书馆不断丰富《永乐大典》的收藏，至今一共藏有224册（其中62册暂存台湾），是海内外《永乐大典》最大的收藏机构。1912年之后最大的一次入藏，是1954年由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赠还，共52册。

6月1日，由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典籍博物馆）主办的“珠还合浦 历劫重光——《永乐大典》的回归和再造”展览期间，工作人员通过情景剧形式向小朋友们讲述《永乐大典》的故事。图/IC

打捞失踪的古籍

《永乐大典》这一类的类书，对于后世有一项重要功能，就是辑佚古籍。大典将明朝皇家图书馆——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，但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年间时，就已“十不存一”，清康熙年间已寥寥无几。

“古代书印得少，只有富人家才有，一经大火、战乱等，比较容易失传。”张忱石说。而类书就像一个移动的图书馆，保存了这些失踪古籍的内容，“二十四史”之一的《旧五代史》，就是依靠《永乐大典》才失而复得的。

《旧五代史》于北宋初年编纂，清代前期已完全失传，乾隆年间依靠《永乐大典》“得十之八九”。1784年，《旧五代史》刊印殿本，入列正史“二十四史”之一。不过，据历史学家陈垣研究，清人辑录《旧五代史》时因为政治用意也有篡改的现象。

清代编修另一部大型类书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是依靠《永乐大典》辑佚古籍的高峰期，经部66种、史部41种、子部103种、集部175种被打捞出来。尽管如此，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还批评说：“宋元以来所亡之书，虽赖得传，然当时编校者，遗漏之处尚多。”

之后，从大典中打捞古籍的工作一直持续。例如，曾在国家图书馆任职的缪荃孙辑出《曾公遗录三卷》《明永乐顺天府志》等，赵万里辑出《陈了翁年谱》《元一统志》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等。

2004年，张忱石与几位学者共同编纂的《永乐大典方志辑轶》出版，辑录了大典中失传的全部方志，共900余种，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、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。张忱石还辑录了几本有趣的民间著作，比如宋代启蒙读物《金璧故事》，专门记录历代典故，后来放入《蒙学集成》中出版；以及元代的《净发须知》，是民间知识分子记录的关于理发的有趣故事。《永乐大典》的一个特征就是包罗万象，大量民间书籍也被收纳，集合了“经史子集百家之书，至于天文、地志、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之言”。

在2013年入藏的那本“湖”字册中，有学者收集了22 位元代诗人的26首佚诗。这一册内容为含有“湖”字的诗文，主要来自唐宋元明四朝，收集的26首佚诗，连作为元朝诗歌总集的《全元诗》都没有收录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辑佚颇具难度，主要依靠运气。这主要是因为大典的编纂体例十分特殊，并不是将现成的书合在一起而已，而把各种书拆散重编，分类的依据是韵和字。也就是“以韵为纲，以字系事”，每个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。“比如‘湖’字册下有‘东湖’条目，把各种方志里关于东湖的记录抄下来，再抄关于东湖的各类诗文等等，全部拆散了。”张忱石说。一个诗人的所有诗歌，会分散在不同的条目下。

张忱石认为，这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“东一段西一段，要拼起来就难了。”所以辑佚的古籍残本居多，全本很难得。

1951年，藏书家周叔弢向国家捐赠一册“杭”字韵大典，竟然从中辑录出两本完整的书，堪称奇迹。这两本小书《都城记胜》《西湖老人繁盛录》分别署名“灌圃耐得翁”和“西湖老人”，记载了南宋杭州城的风俗与文艺，都被完整收录。张忱石认为，从内容看，这两位作者不是一般市民，生活豪奢，常去各家私人花园，对皇宫的宫殿也了然于心，可能是皇室成员。后来发现元朝笔记里有记载，“灌圃耐得翁”确实姓赵。

这种体例带来的另一个问题，就是造成了很多错误，“当时编书的人要先从书里摘取，然后誊写，嘉靖年间又重录，清代编《四库全书》再抄一次，每抄一次只会增加错误。比如唐代林宝编的《元和姓纂》，记载唐朝名门望族的事情，补充了很多名人事迹，后来失传了。清代修《四库全书》时辑录了十卷，但明代拆得七零八落，辑录后错误太多，四库馆臣校了一次，学者孙星衍、洪莹又二校了一遍。到了近代，学者罗振玉利用唐代墓志又三校，后来岑仲勉再四校，才基本把错误校好。现在新出土了一些墓志，又可以继续校了。”张忱石说。

再造与新生

等待的同时，国家层面启动了大典的影印出版工作，比此前中华书局的影印出版规模更大，动员力量也更为强大。

2002年，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呼吁全球机构拿出大典底本，集中影印出版。“这是造福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大事，”任继愈倡议，“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、收藏家，群策群力，共襄盛举，慨允借用《永乐大典》原书，提供拍照、制版之用，用后归还，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，垂之永久。”

截至目前，国图出版社已累计影印出版海内外233册，约占现存总量的56％。其中，中国大陆现藏的164册全部出版，海外13个收藏机构的69册也提供给了国图影印出版。这次出版采取仿真影印的形式，版式、行款、用料、装帧等全仿嘉靖副本，几可乱真。

就在2002年前后，国图还启动了对大典的全面修复，为此定制了全新的书柜。现在，书柜里还有几十个空抽屉，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，这是为更多回归的卷册预留的，包括新出现和回流的，也包括暂存台湾的62册。

1933年，北方形势趋紧，北平图书馆曾挑选《永乐大典》连同宋元精本、《明实录》等古籍南迁，在上海公共租界保存。上海沦陷后，部分善本被运往美国寄存，包括62册《永乐大典》。1965年，这批躲过战火的善本被运往台湾，暂存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，所有权仍归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值班编辑：肖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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